《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谈了家庭里的种种事情，气愤而又苦恼。巴金告诉他，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后又写信来大加鼓励：“你要写我很赞成，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

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不负“我一生中爱得最多而又爱我最深”大哥的殷切期望，让大哥早日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中解脱，“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

李尧枚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他还鼓励巴金不要怕，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3-4]

而故事中的高觉新的形象更是以哥哥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可惜的是，才写到第六章时，接到家里来电，大哥终因受不住巨大压力而服毒自杀了。巴金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李尧枚的死，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他拿起笔写了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巴金写了序《呈献给一个人》，这“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哥李尧枚。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