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义》是明末清初文学家褚人获创作的一部具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共二十卷，一百回。关于《隋唐演义》的成书时间，鲁迅认为它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现存最早刻印刊行版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雪草堂刊本。 [1-3]

全书整体结构以史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以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两世姻缘”为大框架，讲述自隋文帝起兵伐陈开始，到唐明皇还都去世为止一百七十多年的传奇历史；小说文字描写灵活多变，或铺陈华丽，富有时代气息，或用笔粗豪，人物形象鲜明，铺叙了隋炀帝奢靡的宫闱生活，隋末群雄起兵，李世民统一天下，武则天荒淫乱唐，以及唐明皇、杨贵妃的风流艳事。书中对隋亡后十六院夫人流落江湖的同情，对秦琼英雄失意的感叹，与作者在明亡以后“鹱落”、“困顿”的遗民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演义》是在以前关于隋唐的正史、野史、民间传说以及通俗小说的基础上汇总加工而成。它的诞生标志着说唐题材小说创作的转型，同时也代表了明末清初长篇白篇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成功经验对此后的小说创作如《红楼梦》等也有一定的启发、示范作用。

隋唐两代的故事，在宋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却始于明代。到了清初，长篇历史演义大量涌现，所涉及的内容上自远古，下至明朝，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细密的历史系列。《隋唐演义》就是该历史系列的一个环节，在它问世之前，罗贯中曾经编纂了《隋唐志传》。到了明朝中期，林瀚作了改订，称为《隋唐两朝志传》，褚人获以此书为主，又参考了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以及唐宋传奇、戏曲、民间传说等材料，如《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作者广采博收，精心编撰，将众多的人物、繁杂的事件、悠长的历史熔于一炉，形成了这部有机的艺术整体《隋唐演义》。

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隋唐演义》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褚人获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第三回开篇有这样一段议论：“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灾，且适足以酿祸。”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历史观的总体表述。他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同时也肯定了“人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第二十九回，作者有意增加了一段袁紫烟观天象的情节，袁紫烟在回答隋炀帝所问的帝星摇动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愿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祸自消。”她认为君主修德就可以挽回“天心”，但遗憾的是，“任你天心显示，草木预兆”，隋炀帝本人却“只做不见不闻”，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隋唐演义》思想上的局限有两点：首先，它不仅以大量篇幅直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宠的王义、姜亭亭夫妇的形象。如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写王义夫妇怎样用头发做成“青丝帐”以谢“隆恩”，博得隋炀帝一笑。作者对这对愚夫愚妇的“品行”津津乐道，赞赏不已。又如，作者谴责了隋炀帝的暴政，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朱贵儿等人以“殉节”报答昏君的故事。这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即使这“君”如狼似虎。其次，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以朱贵儿、隋炀帝与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副线，以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两对情人的“爱情”，这也是书中的糟粕。封建帝王固然可以作为文艺作品的爱情主人公来描写，但隋炀帝、唐明皇之于朱贵儿、杨贵妃，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对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女性的玩弄，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相干。

与隋唐题材小说相比，褚人获的创作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主体色彩。作者对国家兴亡这一重大问题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小说以“再世因缘”为线索，将隋炀帝、唐玄宗两代兴衰的历史联系起来，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兴亡这个敏感问题的宏观思考。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时，作者又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了作品，表现出了一个特殊时期文人对“亡国”的独特体会，使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感情色彩。此外，作者所写的是一部文人眼中的历史，褚人获按自己的趣味和理解重构了这段历史。因此，无论的取材标准、叙事角度和方式都和以往的作品有了较大的差异，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感情态度，都带上了明显的文人色彩，这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中国小说史上，《隋唐演义》是一部特点比较鲜明的作品。从隋唐题材小说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它是隋唐题材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借鉴、甚至抄袭了前人的已有成果，但又“夺胎换骨”，成功地超越了前人。从小说刊行后读者的接受效果来看，不仅被它借用的几部作品从此销声匿迹，后来者也大多望而却步，尽管隋唐题材的小说仍在不断出现，但像《说唐全传》之类的作品大多都回归了“说书”体老路。从整个小说史的角度看，《隋唐演义》尽管还不能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相抗衡，但它在《三国》《水浒》之外开创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另一种模式，因此别具一格，这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