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梦寻》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所著的一部散文作品集，全书共五卷七十二则，对杭州一带重要的山水景色、佛教寺院、先贤祭祠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按照总记、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的空间顺序依次写来，把杭州的古与今展现在读者面前。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每则记事之后选录先贤时人的诗文若干首（篇），更使山水增辉。这些诗文集中起来，就是一部西湖诗文选。

《西湖梦寻》对杭州一带重要的山水景色、佛教寺院、先贤祭祠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按照总记、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的空间顺序依次写来，把杭州的古与今展现在读者面前。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每则记事之后选录先贤时人的诗文若干首（篇），更使山水增辉。这些诗文集中起来，就是一部西湖诗文选。在七十二则记事中，有不少有关寺院兴废之事，可以给研究佛教者提供丰富的资料。

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张岱成为旧朝遗民。张岱在明王朝行将毁灭之际离开杭州，入山隐居，内心的痛苦不堪。这本《西湖梦寻》既是张岱对当年在杭州的生活为背景而写成一书。那其中对西湖名胜如数家珍般的详尽记录，对六桥烟柳情丝难断的回忆，对风流前辈所作湖山诗文的咏诵，生动地展示出他昔日吟凤弄月、徜徉山水的公子哥儿生活。终于在康熙十年（1671年）结集出版并流传下来。

《西湖梦寻》有对明代时美好富足生活的回忆，亦有在兵燹之后重返西湖的所见所闻，即使是沿革、掌故等旧资料，在张岱笔下也写出了新意思，这不能不说有赖于张岱的“笔具画工”，特别是其中有的篇章夹入了作者的亡国之痛，那就不纯粹是介绍西湖旅游景点的小册子了。作者常常抑制不住感怀故国与往昔繁华，不愿从美好回忆中挣脱出来，不愿承认一个已经破碎的“梦”，使得这本小书与《陶庵梦忆》同样所具有一种特质：述改朝易代的沧桑感，表现人在历史潮流前的无助。

《西湖梦寻》中，张岱用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细节构造了一个美好的梦境，其中描绘过去生活中的一切平凡场景，无不细腻动情，饱含眷恋。如他描绘繁华灯景：“绍兴灯景，为海内所夸者，无他，竹贱、灯贱、烛贱；贱，故家家可为之；贱，故家家以不能灯为耻。故自庄逵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过桥，中横一竹，挂雪灯一、竹球六。大街以百计，小巷以十计。从巷口回视巷内，复叠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寄寓于破屋之中，张岱却描绘了一个盛世光华，鲜妍飘洒的灯火与笼罩在这街灯下的俗世生活，可谓如梦似幻。可以想象晚年穷困凄凉的张岱，只有在这看似清淡的语辞中寻找少年时代的风光与繁华。他凝结一段痴情，用手中的笔追忆寻梦境，倾倒世人，却先迷醉了自己。

虽是梦，《西湖梦寻》一景一物却如在目前，似乎伸手就可摘取一盏街灯，照亮前尘。 [5] 这样的梦，张岱不想破坏，总是想把这样的美丽珍藏起来，但想归想，沧桑互换，这样的美梦总有一天要破灭的，那就是国破家亡之时。崇祯初年，国势已经危殆。而在杭州，地方官员依旧是歌舞升平，明朝焉得不亡！也正因为朝代变迁，兵燹肆虐，作者所钟爱的西湖也染上了一层浓重的亡国之恨，置身于清代，作为遗民，遥想当年西湖的人物风流，湖光山色，这种美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沉重。不过张岱从来也不只是个闲适人物，在明代末年文人的旅游热中，张岱的流连山水并不奇怪，而他作为遗民在成为大清朝事实上的“子民”后，缅怀故国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旌扬历朝忠烈来曲折传达他不屈服的意志，正如他在史学著作《石匮书》中通过树立英雄人物、贞烈妇女彰显其浩然正气一样。

有人评论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是一张见证历史的画。张岱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重任，目睹明朝的覆灭。这时候，他的梦也应该醒了，反正迟早总得醒的。春天来了匆匆间还要归去，转瞬便是烈日当空，焦灼得够受。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春天，也没有久长的梦。

张岱在每一篇美文中都在艰难地回顾往昔，只是现实的困顿使逝去的一切比真实更美好，几分痴人说梦，多少难言过往，委婉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慨。在理智上，张岱想忘记过去的一切，不做以梦境代替现实的“痴人”；但在感情上，又不能忘记过去，梦魂依旧牵系着昔日的繁华，他也仍然是个“痴人”，他的作品中传达着婉转曲折的哀痛，他的作品饱含国破家亡之恨，让作者在作品中追思过去。所以，表面上看，《西湖梦寻》很像一本旅游风光指南，但其实是以景物辑略的方式来塞进张岱想要表达的“忠烈千秋”的内核。如《越王坟》、《于坟》、《关王庙》、《伍公祠》、《城隍庙》诸篇，表扬忠烈廉直，张礼所谓“更有关于名教，岂徒于山水逞游哉”正可见出。

张岱的《西湖梦寻》多被视为其散文代表作之一，但该书中有不少文字并非出自张岱本人之手，例如该书有大量文字直接引自前人《西湖游览志余》。鉴于这个原因，虽然《西湖梦寻》仍是张岱晚年的重要散文作品，但该书更值得研究的是张岱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明朝遗民的特殊心态下的文化思考，该书至少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文化价值：它保存了明清之际西湖一带的自然、文化风貌；它反映了江南一带的名士文化；它是张岱坚持儒家文化信念的明证。

西湖风韵

自唐代以来，杭州就以繁华著称。明代中后期杭州的繁华程度超过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湖及其周边的碧水青山，本是天然图画，又有自白居易以来众多名人的遗迹或墓冢，其人文内涵也十分厚重。晚明时代，西湖不仅是杭州市民的游览休闲场所，也是文人韵士聚居之地，湖边私家园林林立，许多著名的文人如袁宏道、陈继儒、李流芳、谭元春等都曾长期寓居湖上。这里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汪然明的“不系园”就是文人雅聚的绝佳场所。

张岱成长于晚明时代，他的祖父、父亲在西湖边建有园林，他喜爱西湖，明亡前经常住在那儿，见证了晚明西湖世俗社会的繁华热闹和文人聚会的风雅清高。当山河易色、劫后馀生，暮年的张岱面对瓦砾狼藉的西湖，心中该有多少感慨与辛酸。亡国之后再来回忆晚明的西湖，这种写作行为中包含有解不开的兴亡之感、沧桑之叹，正如杨炫之有感于故都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奇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苍罗荆棘”（《洛阳伽蓝记序》）的荒凉景物才撰写《洛阳伽蓝记》。 [8]

名士文化

张岱一生都居住在杭州西湖边，他熟悉的话题只有和西湖有关的人和事物，因此“盘礴”在他心头的只能是他为之“一往深情”的故人和往事。正如陈平原所说：“诉说遥远的往事，很容易带有温情；而这种温情，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只呈现其‘富有诗意’的一面。”作为遗民的张岱失去了名士身份，但是让他终身留恋和自豪的恰在于此《西湖梦寻》中，他将这个心中的梦想寄托在笔下的人物身上，所以，该书延续和发挥了名士张岱“一往深情”的审美偏好和人物品评标准。

江南的名士文化底蕴深厚，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名士文化也由清赏演变为对物质的极度追求。讲求精致，崇尚奢靡成为明后期江南一带名士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张岱早年深受这种文化的熏染，至晚年回忆中仍不能忘怀。《包衙庄》、《青莲山房》分别记载了张岱祖父的朋友包涵所的风雅轶事。他打造楼船，修建“八卦房”，营造山房别墅，其间之繁华难以尽言，“金谷、郿坞，着一毫寒俭不得，索性繁华到底。”包氏的名士雅好何尝不是张岱所迷恋的呢？《自为墓志铭》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即使这一切都已经远离，但并不妨碍张岱在记忆深处一遍遍地回味和咀嚼，这也正是他要在《西湖梦寻》中找寻的“梦中的世界”。

儒家信念

书中不少篇目记录了在生死大义问题上为后人景仰的死士、忠臣和义士。如《岳王坟》详细记录了岳飞、岳云、牛皋等人在国难之时身死奸人之手的史实，引文中的诗歌和柱铭沉郁而激愤；《于坟》中载录明忠臣于谦之冤屈，并写诗高度评价于少保之功绩；《城隍庙》记载临刑前大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的冷面判官周新。

明清易代之际，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的文人不能不面临生死大义的问题，张岱在这个问题上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甲申之变后，张岱一方面“继续增补、修改早期重要著作《古今义烈传》，从400余人增至572人，所增主要为甲申死难者”；一方面在“死节”的纠结中发愤著书，于1654年完成了明史《石匮书》。虽然无法凭借《西湖梦寻》一书推断张岱在遗民身份下关于生死问题的具体思考，但仍可以看出，他在后半生中始终恪守着儒家的生死价值观，至晚年整理修订《于越三不朽图赞》便可以为此证明。